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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西方打垮之后,中国人毫不知晓的日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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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西方打垮之后,中国人毫不知晓的日本明

核心提示:我们要着手建构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图式、自己的思想文化,包括自己的经济学。要用自己的经济学旗帜鲜明的捍卫自己的利益。该合作时就合作,该博弈时就咬住自己的利益坚决地与之博弈--千万不可认为,按照国际资本的游戏规则把利益交给西方人就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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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西方主要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往往选择性传播其经济思想,以营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人最近百来年里通过多个途径传播西方经济思想,在全面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30多年各形成了一次高潮。这些传播也具有选择性。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应该以适合真实的需要为旨归,对看起来完美而实际上有害于当时发展的经济思想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以避免“未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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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为《甲午战争与中日大分流》书稿准备的材料,将发表于《管理学刊》或《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2期。《甲午战争与中日大分流》如果明年不能完成和出版,书名将更改。本文完成于2014年9月19日,全文3万字,将分三次陆续贴出。

思想传播具有选择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思想的选择性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人为的烙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国家出于战略考虑而对思想资源进行有目的地采择和宣扬。对此,无论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还是与之有涉的任何其他人,都必须加以注意。这里我仅就西方经济思想选择性传播史简要地谈两个方面。

在西方人展开殖民掠夺之前,世界上工业产品的80%由亚洲人创造,其中最主要的创造者是中国人,印度次之。在殖民过程中,欧洲人不断取得优势,对于世界的权力分配、产业布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欧洲人为此编造了无数学说,用汗牛充栋的着作向世人解释欧洲崛起的原因,其中充满了种族优越、文化优越、制度优越等等解释。自由贸易是他们从经济学角度给予解释的方式之一,好像他们取得成功,奥秘就在“自由”和“贸易”这两个词的组合上。

摘要:晚清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只是满清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败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他们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道路,而满清政府则走的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改革开放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改革开放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本性道路,然而,我国却陷入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支配中国知识界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值此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重读世界经济史,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西方:英、美、德的选择性传播

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是勤劳致富,而不是将功夫下在抢劫上。

关键词: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中国模式

对于最近200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曾产生过方向性影响。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并且,在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无论令人欣慰还是使人痛苦,都已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英国、美国和德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国内资源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条件,彼此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崛起都是围绕国家间竞争而展开的。在人类社会,只要还存在国家,大国崛起与守成就是不谢幕的主题;国家间竞争的战略考虑融入大国及潜在大国政治家的思维模式,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选择性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被西方打垮之后,国气衰颓,元神萎顿。中国学人在精神上也趴下了,他们对欧洲种族的优越性坚信不疑,对中华民族的卑贱和中国文化的腐朽也坚信不疑。

中国人毫不知晓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1、英国。不能否认的是英国崛起与这个国家持续几百年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存在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至19世纪中叶,英国借助《航海法》《谷物法》和保护关税等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国家干预成就了无可匹敌的工商业霸权。按常理说,重商主义作为英国崛起的国家记忆是会被大书特书的,但是,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精神崩溃的中国学人不可能再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即使是关乎自己性命和民族前途的大问题,也只会相信西方人的解说。人家是西方人,还会错吗?

记者:贾教授,您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一年多以来,我国一直在反思甲午战争惨败的历史教训,但很少有人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满清洋务运动失败的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您在2012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据我所知,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的一个全新观点,你能具体谈下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吗?

这就要提到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以及它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判若云泥的际遇。在这本著作中,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线,串连起关于国家财富及其原因的一整套观点,编排有致,褒贬分明。但是,这本著作中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不是斯密原创的。另外,既然拿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主线进行串连,就有必要表明如下态度:英国过去几个世纪通行的以及当时仍在采用的重商主义政策违背了自然而又自由的原则,它们是错误的和没有必要的政策。从上述角度来说,斯密对于经济思想的贡献,不在于发现和阐述了具体的经济学原理,而在于对经济思想体系进行了最初的构建与纯化。

所以,中国知识界基本失去了知识生产的能力,几代人热衷于以西方的知识为知识,以西方的思想为思想,就这样沦落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消费者。

贾根良:我所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包括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指导其成功崛起的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说,而且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学说。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以迅猛之势展开,这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日本被其国家精英们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联系。我们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我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以及明治维新的绝大部分国家精英们完全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我可以举出这方面的四个历史事实作为证明。

斯密的《国富论》甫一出版,就在大众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例如,到他去世后一年即1791年,该书在15年里发行了5版,共约6750至7250册。但是,一种经济理论若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的高度,非得被主要的政治人物接受并且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上体现出来不可。而事实却是:在英国议会辩论中,在《国富论》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也即1800年以前,斯密的话很少被引用(他在经济学家当中仅排在第九、第十的位置),诸如洛克、休谟、配第等人的语录才是政治家们惯常引用的。不过,随着英国工业、外贸和海军等势力进一步增长,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自19世纪初开始,斯密语录被引频率上升了,《国富论》逐渐被神化到了经济学圣经的高度。

其实社会科学方面大多数所谓知识和思想,都是特定的人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的说辞。制造说辞者若是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的学说就会被戴上强势群体“妖言惑众”的帽子,被打入冷宫。制造说辞者若是代表了强者的利益,他的学说就会成为“皇家学会”的权威学说,其作者就可以晋升为爵士或教授,就可以获得主旋律奖或诺贝尔奖。

第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保护税说》,在该书中,他提出日本必须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并在该书的《附录》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有关贸易保护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这种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当时任内务部部长 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写到,“现在是最适当的时机,政府和官员们应该采取保护性政策,旨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尚未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建立”;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久保利通显然对亚当•斯密不屑一顾,因为他向天皇推荐效法的是遭到亚当•斯密大力批判、但却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国富论》出版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在重商主义政策支撑下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力量和自信,政策上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变正是合适的时机。通过这种转变,英国的战略目标演变成了塑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而与外围国家共同构成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英国处于有利的分工地位和占优的分配格局。当然,这一切都是缓慢进行的。英国经济政策的表现是:从1826年开始关税率逐渐降低;1840年代相继废除了《谷物法》和《航海法》;1860年与法国签订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全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得以开启。与上述政策转变相伴随,英国以国内自由竞争与国际自由贸易的名义,向全世界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希望他国与之相向而行。

在弱者看来,那些被奉为真理的冠冕堂皇的“皇家学说”,恰恰是谎言中的谎言。弱者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就必须从这种谎言的欺骗中觉醒过来,然后将它戳穿,再然后呢,创造出维护自己利益的新学说,与之分庭抗礼。

第二个历史事实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帕申·史密斯何许人也?迈克尔•赫德森的书中写到,帕申·史密斯是美国内战以前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他同时代的着名李斯特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是曾担任林肯与约翰逊总统两届政府国务卿苏厄德的追随者和顾问,曾一度在苏厄德国务卿任期内的国务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手册》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党成立还要早一年。该书为这个新政党的以下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保护性关税、工业化战略、内部改善以及废除黑奴制度——所有这些政策在美国内战的重建时期一直在实行。”苏厄德在访问日本时,与日本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日本要求美国为其天皇派驻国际法律顾问,帕申·史密斯因此就担任了这一职位。作为坚定和充满激情的李斯特主义者,帕申·史密斯极力促使日本的国家精英们采纳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的国家发展战略,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他最终实现了以其经济学说作为“帝王师”的人生目标。

2、美国。建国之后究竟以怎样的经济思想作为发展战略的指导,杰斐逊的以农立国派与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派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是了解斯密经济思想的。但是,杰斐逊看重的只是斯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对美国发展农业和自由贸易情有独钟;汉密尔顿却与之不同,不仅看重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分工和市场等学说,而且根据美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英法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与欧洲列强竞逐的现实需要,还看重斯密在《国富论》中大加挞伐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且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手段。总体来看,在美国崛起时代(1789年至1913年),尽管在学院派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在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层面上,保护主义却得到了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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